自从万州楚金山大新堂堂主曾湘帆牵线让虞城定华山保国堂堂主范汉江，派人与武汉洪门首领杨庆山做成了鸦片换枪的生意，其间虽然因万州驻军团长陆少川以违反禁令销售鸦片为名抓了范汉江的弟弟范汉丞，从而引发了万州事件。万州事件最后因陆少川的顶头上司川军师长薛廷玉出面化解，范汉丞最终回到了虞城。万州事件虽然让范汉丞吃尽了苦头，还差点搭上了性命，但是由此却让四川的袍哥与武汉的洪门拉上了关系，范汉丞还因此与杨庆山结下了生死之交。为此，范汉江觉得保国堂的底气大增，与下江的帮会拉上关系，就可以与兰庭社抗衡一争了。
  然而，抗战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汉江想要与下江的帮会联姻做生意的想法虽然好，但是晚了一步，因为杨庆山的洪门在武汉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长期、空前大规模的战争，使日本陷入根本无法预卜的泥潭。由于战争空前的巨大，日本兵力和物资的巨大消耗，国内经济的凋敝、日本民众生活的窘迫等日益严重。为此，日本企图通过侵略东南亚获取资源来扭转这场战争的僵局。然而，这又与英法特别是美国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在与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进而又同世界大国美国产生了严重对立。而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日本始终没有对美国要求从中国撤军的要求让步。到了1941年11月，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要么与美国开战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1941年10月5日，日本陆军召开了部局长会议，这是统一陆军意见的主要会议。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即由于始终不能接受从中国撤军，日美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应当下决心对美开战。然而，10月6日陆海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认为日美谈判没有指望达成协议的陆军，同如果从中国撤军就有指望的海军发生了对立。10月7日，东条陆军大臣拜访了近卫首相，主张陆军原则上不接受从中国撤军。10月13日，在近卫首相的别墅“荻外庄”举行的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参加的五人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和”还是“战”最后决策的会议。由于东条陆相坚持主张“驻军是陆军的生命，绝不能退让”，因此会议决裂，近卫内阁总辞职，东条内阁成立，积极准备对美开战。10月14日，在近卫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条陆相发言说：“撤军是核心问题，不知诸位是如何考虑的，陆军认为这关系重大，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将险象环生，进而对朝鲜的统治也岌岌可危。鉴于帝国圣战的目地，不合并，不赔偿。支那事变造成数十万的战死者，以及数倍于此的遗族、数十万伤兵、数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战场及内地历尽艰辛，耗费了数百亿的国家经费，如果是一般的国家自然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然而，帝国以宽容大度处之。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无需考虑对全世界的影响。”持最强硬开战论的陆军，主张开战的最后也是唯一的理由就是从中国撤军问题。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从中国撤军，认为撤军就等于承认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无法面对“英灵”和国民。日本不能在中日战争中取胜，就必然要发动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无法预测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继续向中国的腹地发动进攻，而且进攻到哪里才能让中国屈服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日本采取了“战局不扩大”的战略方针。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长期的持久战。
  日本既然无法组织强大的兵力向中国的腹地进攻，就只能加紧对四川大后方的严格封锁。日军如果利用长江运输军队向四川进发，就会遭到美军设在江西遂川和四川成都机场空军的轰炸，而四川的船只越过川江到下游地区也会遭到日军的袭击。因此，范汉江想要联合武汉洪门共同做生意的想法，受到战争形势改变的影响，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然而，范汉江并不知道中国抗战形式的变化，仍然做着联手武汉洪门共谋发展的美梦。因为，保国堂现在太需要钱了。